我总觉得有个男孩，腼腆，清瘦，戴眼镜，总是会偷偷的看我。他有时候会检查全校的红领巾，我就偷偷的把红领巾藏起来，因为他会问我你的红领巾呢？一点责备的意思都没有，觉得他总是亲切的。每周他来检查卫生，我知道他想看到我，所以我都会戴上那个红色的蝴蝶结，因为我觉得当我戴上它们我好看极了，而且你可以一眼看到那个蝴蝶结女孩，你还会对我笑笑，大概你对我笑过，但是我宁愿你是做过这样的事。我一直喜欢那个男孩，知道我们再次相遇，我不顾一切的爱上他。并把那个红色蝴蝶结送给他，他有温暖的笑了笑。所以我确定我10岁那年就爱上了这种笑容

那年夏天，我留在南京，大概是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就找好房子从宿舍搬了出去。一个潮湿的傍晚，我借了辆看不清什么颜色的自行车，同屋一个矮矮胖胖的家伙帮我的忙，我在前面推着，他扶住后座上的铺盖卷，我们走的很慢，时不时停下来喘口气，我问他吸烟不吸，他说算了不方便，我朝他背后的方向点了两下头，三名穿着短裙的女孩儿正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中间的个子最高，但腿有点粗，左边捧着文件夹的长得很清秀，扎着一个马尾辫，这让我想到了我一直喜欢的女孩儿的模样，跟她有点像，也许就是她，我没有固定喜欢过谁，也有可能喜欢上她，这没什么；右边的那个最为普通，可是却有一副傲人的胸部，她穿了件紧身小背心，我注意到我同学的目光没有离开过她胸口那一排变形的字母，我们一直等到她们走到路口，拐了个弯消失在花坛后面。我说大毛咱走吧，大毛故意挤出个不怀好意地笑容说你刚才在看什么，我觉得他像是在自问自答，就没搭理他，这样的女生在师范学校里比比皆是，并不值得特意回味。我故意加快了点速度，很快汗水就湿透了衣服，大毛一直嘀咕着太阳都下山了怎么还这么热，好像他是第一天到这个城市里来一样，但他真的可能也是第一次在这里过一个完整的夏天，他住在学校暑假专门开放的宿舍，价钱便宜一些，我没选择那地方是想利用暑假干点自己的事情，何况一个人住能享受充分的自由，我想像着冲完凉后赤身裸体的躺在床上的感受，说不定还能有什么艳遇发生，要知道我租的是套房中的一间，有厨房可以做饭，邀请一两位女生来共进晚餐会是件美好的事情，我还不知道我的邻居会是谁，有理由胡思乱想。走进小区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灯光从窗口探出来目送着我们，路两旁是高大的梧桐树，还有成排的冬青，野猫在垃圾桶上翻找食物，我们靠近时，它们警觉地扭过头来，灰色，黑色和土黄色，尾巴都很大，灵活地跳上跳下。大毛抱着被子，我提着其他几袋子小东西，不明白生活为什么能分的这么细致，过得像个正常人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又缺一不可，还没来得及把书都运过来，总得挑上一两本。房东好像忘了缴电费，屋里的灯打不开，只能大致看到房子的内部轮廓，客厅空着，打开我的房间，床也空着，我们用手机照着把东西扔在了空房间里，我还要花上一整天时间来布置，大毛说这地方真不错，但我没邀请他有空了来做客，我想我们的来往到此为止最好，我说走吧请你吃晚饭，他欣然应允，从兜里掏出烟来，我们一起点上，黑暗中亮起来一双饥饿的红色眼睛。

我突然发现自己吃不成辣子鸡了，口腔左边靠里的地方——我找不到一个不拗口的说法——有点不对劲，好像时时刻刻塞着一粒米的感觉，用舌头舔舐却一无所获，用力鼓起腮帮子时伴着些许痛感，我并非专业医师，才二十三，连生活的基本经验都谈不上，可能是最近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上火所致：考试结束的很早，我们趁着晚上凉快在校园里聊着天转悠，有时走到外面的公路上，看着一条条一直延伸进未来的狭长影子，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重型卡车从身边呼啸着开过，从它们身上碾过去，那些没过水泥路沿的野草跟着一阵战栗，我们穿着拖鞋，不停地吸烟，那种感觉很好，有时我们也看看月亮当它被薄云遮住时聊聊最近看的书，这里的我们通常只有我和有民两个人，我们能谈到一起？不一定。只是我比较随性，他不紧不慢。但我见过有民发火，他曾把一部很难搞到的书抵押给了一位同学，后来那人不把书还他，有天他毫无征兆地大喊着冲进宿舍：“我说过，我说过，我会把它要回来的。”对方不在，书也被藏了起来，有民在他书桌前走了十几个来回，神情严肃，眼睛睁得从未那么大过，他仍叫喊着同样的话，走了出去，最后那本书还是回到了他手上，那人和他也还是朋友，经常结伴出没于南京的各家旧书店。他很早就从学校里搬了出去，一个人住，除了上课，他偶尔到我们宿舍来坐坐，通常坐到半夜，我们一起翻墙出去，就这样，散步的路线就固定在学校和他居住的小区之间那段约摸三四站路的距离上，三四站，人生能停几个三四站呢，我们不适宜发这么青春化的感慨，过了那个懵懂的年龄了，可和他在一起也没法谈女人，或者说很少谈，我们倒是经常评价擦身而过的打扮得很骄傲的女生，除此之外，没有更深层面的交流，比起文学来，浅多了，他有半面同性恋倾向，我只是希望对象不会是我；他抽烟缓慢，常戴一顶蓝色的棒球帽，直到它变成灰色，再换一顶，我没看过他不带帽子的样子，即使过了好多年，我还是只记得他藏在帽檐下的眼睛。

“你们晚上出去都干点什么？”一桌子菜还堵不住大毛的嘴。“你肯定不会相信我们只是在走路。”他不置可否，问我今天怎么显得这么拘谨，战斗力这么差。我说吃你的吧，不够再点，不是请客的原因，我用水漱了漱口，张开嘴，指指里面，大毛好奇的目光照射了进去。问题也并非多么大，主要是影响心情，吃是很多人每天难得愉悦时刻，我也不例外，可现在却被不明就里地剥夺了这种快感，吃被分解成了单纯的咀嚼和下咽，这多让人颓丧、扫兴，甚至气急败坏。我不愿意把生活的所有部分都仪式化，写作已经够受了。那么，具体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还是饶舌的“口腔左侧内部”，常被阵阵灼痛侵扰，我恰好喜欢用左边的牙齿，不知道怎么养成这样的习惯，可能是希望味道能在那里留存的更久一些，这样一来，吃东西就近似于折磨了，尤其油腻的刺激性的食物。我挑蔬菜吃，也许我也缺乏维生素，这有点亡羊补牢的意味，大毛自然是乐在其中，他把肉全部清空，啤酒也都一饮而尽，还有我刚买的一包红南京，也被他揣走了，我不能吸烟了！这不是噩梦，本身我对烟的依赖就不强，那只是一种跟吐纳有关的姿态，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喘口气。沈谦大口喘着气，像是刚结束了一场美妙却劳累的旅程，我用手把弥漫在我俩之间的烟气挥散，他故作关心地说可能是口腔溃疡，往回走时，他还跑进家药店，我看到他一手把一个包装鲜艳的小盒往裤兜里揣，一手递给我一盒西瓜霜喷剂，先用着，回头我去看你。我注意到他的牙变成了翡翠色，至始至终没有再多说话，我的胸腔里仿佛也长了一副牙齿，任何一点点牙龈处的动静都会让我焦躁起来。

差事

雷蒙德•卡佛

译者：小二

1897年3月22号晚上，莫斯科，契可夫和他的挚交阿拉克斯•苏沃林外出吃饭。苏沃林是个有钱的报纸书籍出版商，保守派，一个全靠自己拼打出来的人。他的父亲当过兵，参加过博罗季诺会战。和契可夫一样，他也是农奴的子孙，他们的血管里都流着农民的血液。除此之外，他俩在政治观点和个人气质上，却相差甚远。尽管这样，苏沃林一直是契可夫仅有的几个挚友之一，契可夫很喜欢他的陪伴。
　　
　　自然，他们去了城里最好的一家饭店，它的前身是座被称为隐居寺院的住宅。在这里，你可以花好几个小时，甚至半个晚上来享受十道菜的大餐。当然，各种红酒，烈酒以及咖啡是少不了的。像往常一样，契可夫的穿着无可挑剔，深色的马甲和外套，夹鼻眼镜。他看上去就像那一时期留下来的照片上的他那样，轻松，愉快。他一面与领班握手，一面扫视巨大的餐厅。餐厅被华丽的吊灯照亮，餐桌旁坐着衣着高雅的男男女女，侍者来回穿梭。当他被领到苏沃林就坐的餐桌边时，血突然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苏沃林和两个侍者急忙把他扶到洗手间，并用冰袋帮他止血。后来，苏沃林把他送回旅馆，并为他在套房里备了张床。在经历了又一次吐血后，契可夫同意住进一家专治肺炎和结核病的医院。当苏沃林前来看望他时，契可夫就三天前在饭店里发生的‘尴尬事件’向他道歉，他坚持自己没什么大事。“他一面像往常一样地开着玩笑，”苏沃林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一面把血吐进一个大痰盂。”
　　
　　契可夫的妹妹玛丽亚•契可夫在三月末来医院看望他。那天天气很糟糕，天上下着冰雨，地上到处是冻成冰的雪。她好不容易拦下一辆马车，当她赶到医院，心里早已经是忧虑万分了。
　　
　　“安东•巴甫洛维齐面朝天地躺着，”玛丽亚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医生不让他说话。怕他察觉我的担忧，问候完他，我就绕到桌子的一边。”在堆满香槟酒，鱼子酱罐头和探视者送来的鲜花的桌子上，她看见了一件让她惊恐的东西，一张专家手画的契可夫肺部的草图，医生通常用它来向病人解释病情。在用蓝色线条画出的肺的上部，涂满了红色，“我知道那代表着有病的部分。”玛丽亚写道。
　　
　　列夫•托尔斯泰是另外一个拜访者。这位俄国最伟大的作家的造访使医院的员工又惊又喜，最著名的俄国人要来？尽管医院谢绝‘不重要的’探访者，他们当然会让他去看望契可夫。在一群阿谀奉承的护士和住院医师的陪同下，这位有着一副热忱面孔的大胡子老人走进了契可夫的病房。尽管他对契可夫的话剧评价不高（托尔斯泰觉得这些话剧太呆滞，并缺乏思想高度。“你的角色会把你引向何处？”他有一次询问契可夫，“从沙发到垃圾间，再走回来。”），但是托尔斯泰他喜欢契可夫的短篇小说。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喜欢契可夫本人，他曾对高尔基说：“他是多么的大度，谦虚又安静，像女孩一样，连走路都像女孩子，他真是无可挑剔。”托尔斯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那年头，所有的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为我喜欢……契可夫而感到高兴。”
　　
　　托尔斯泰脱掉羊毛围巾和熊皮大衣，在契可夫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契可夫正在服药，医生不允许他与人交谈，契可夫困惑地听着伯爵阐述他有关灵魂不朽的理论。对那次拜访，契可夫这样写道，“托尔斯泰假设我们大家（人类和动物）都在为某种原则而活（如动机或爱），尽管无人知晓这个原则的本因和目的……这种永恒对我毫无用处，我无法理解它。对此，列夫.尼可莱耶维奇非常诧异。”
　　
　　尽管这样，契可夫仍由衷地感激托尔斯泰的来访。与托尔斯泰不同，契可夫不相信人死了以后会怎样，他从来就没信过，他不相信不能被他的五官所感受到的东西。 他曾对人说，他由于缺乏“政治，宗教和哲学上的观念，因为我每个月都在改变它，我只好用爱情，婚姻，生孩子，死亡以及人们之间的对话来描述我的英雄。”
　　
　　早年，在他的肺结核还没有被诊断出来前，契可夫曾说过：“当一个农民发现自己得了肺病，他会说：‘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会在春天和融化了的雪一起离开。’”（契可夫本人死于一个夏季热流的袭击）。但当他被确诊患上了肺炎后，他却尽量不往坏处想。他给别人的印象是他只是得了个慢性粘膜炎，很快就会好起来。直到最后，他都很自信地说着好转的可能性。在他临死前的一封信里，他甚至告诉他妹妹他“正在发胖”和由于住在巴登威勒，他觉得自己的状况好多了。
　　
　　巴登威勒是个温泉度假城市，在黑森林的西边，离巴塞尔不远，在城里任何一处都可以看见浮士日山脉。这里的空气很新鲜，对身体有好处。 多年来，俄国人常来这里度假，他们不是在林荫大道上散步，就是把自己泡在热矿泉浴里。1904年6月，契可夫却来此结束他的生命。
　　
　　月初，契可夫很艰难地乘火车从莫斯科来到柏林。他做演员的妻子奥尔加与他同行。1898年，他与奥尔加在排练话剧《海鸥》时相识。与她同时代的人称她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有才华，长得也漂亮，她比剧作家几乎小了十岁。契可夫立刻被她吸引，但在情感表露上却是不慌不忙的。与往常一样，他对调情比对婚姻更感兴趣。经过三年的恋爱，包括多次的分手、情书往来以及避免不了的误解，他们终于结了婚，并于1901年5月25号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个私人性质的结婚仪式。婚后，契可夫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幸福，他把奥尔加叫做“小马”，有时又叫她“狗儿”或“小巴儿狗”，他喜欢称她为“小乌龟”，有时干脆就叫她“我的开心果”。
　　
　　契可夫在柏林咨询过肺病专家卡尔•爱华德医生。据一位目击者说，医生替契可夫检查完后，摊了摊双手，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房间，对契可夫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这位医生为契可夫不早点就医和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恼火。
　　
　　一位正好在旅馆采访契可夫的俄国记者，给他的编辑发回以下的急件：“契可夫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他看上去得了致命的疾病，瘦得可怕，不停地咳嗽，稍微动一下就气喘不止，还发着高烧。”当契可夫乘火车前来巴登威勒时，这位记者曾到波茨坦车站为他送行，根据他的记载，“契可夫连上个小楼梯都很困难，他不得不坐下来喘气。”事实上，任何走动对契可夫来说都是件痛苦的事，疾病已侵袭了他的内脏和脊椎，从这时候算起，契可夫只活了不到一个月。据奥尔加讲，此时的契可夫在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是“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样子。”
　　
　　在巴登威勒，有很多医生专门给来温泉疗养的富人治病，这些医生靠此过得很好。席威尔医生是其中一员。在他的病人中，有些人身体虚弱，或有点小病，有些只是过分担心自己健康的老人。但契可夫的情况不同，他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契可夫的名气如此之大，连席威尔医生都知道他，还在德国杂志上读过他的一些小说。当他在六月初给契可夫检查时，席威尔医生告诉契可夫他很欣赏他的艺术才华，但没有就契可夫的身体状况发表意见。他建议契可夫食用浸泡在黄油里的可可粉和燕麦片，并喝点草莓茶以助睡眠。
　　
　　6月13号，离他去世不到三周，契可夫给他母亲写了封信，说他的健康有所好转。他在信中说，“看样子一个礼拜后我就会痊愈了。”天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说，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难道他自己是医生？比别人知道的更多？他坐在旅馆的阳台上，研究火车时刻表，还打听从马赛到敖德萨的航班的情况。他其实是知道的，到了这样的时刻，他不可能不知道。尽管这样，在他最后一批信件中的一封里，他告诉他妹妹他的身体日益健壮。
　　
　　很久以来，他就对文学创作失去了兴趣。一年前，他差一点就没能完成《樱桃园》，写这部话剧是他一生里最艰难的一件事。写到后来，他每天仅能写六，七行。“我失去了热情，”他写信告诉奥尔加，“我觉得我作为作家已经完蛋了，写的东西一钱不值，一点用处都没有。”但他并没有停止，于1903年10月写完了该剧本。这是他生平最后的一部作品，除了一些信件和几折日记外，他再也没写过任何东西。
　　
　　1904年7月2号，刚过午夜，奥尔加找人去请席威尔医生。情况很紧急，契可夫昏迷不醒。两个年轻的俄国人正好住在隔壁的房间，奥尔加敲开他们的房门求援。两人中的一个已经睡下，另一个还在边抽烟边看书。他忙跑着去找席威尔医生。“在那个七月闷热的夜晚，他脚下砂砾发出的沙沙声。至今还回响在我耳边。”奥尔加后来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契可夫开始出现幻觉，谈论海员，还夹着些与日本人有关的东西。“你不该把冰放进空空的胃里。”当奥尔加把冰块放在他的胸口上时，他说道。
　　
　　席威尔医生赶了过来，他在打开医疗包时，眼睛一直都没离开躺在床上喘息的契可夫。病人的瞳孔已经放大，太阳穴上全是汗。尽管席威尔医生知道契可夫大限将至，他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他不是个情绪化的人。他是个医生，曾宣誓要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拯救病人。而且，契可夫还在死亡线上微弱地挣扎着呢。席威尔医生准备好针管并给契可夫注射了一针茨酮。这本来是为了加快他的心跳，但没有用――当然，这时候，什么药都没有用了。尽管这样，当医生示意奥尔加他需要氧气时，契可夫突然清醒过来，他轻声说道：“有什么用？不等氧气运到，我已经是具尸体了。”
　　
　　席威尔医生一边揪着自己的大胡子，一边看着契可夫。作家的脸颊深陷，脸上蜡黄蜡黄的，喘气声刺耳。他知道这也就是几分钟的事了。他突然起身，一声不吭地走到墙上装着部电话的侧间里，看了看电话的使用说明。如果他按住一个按钮并摇一下边上的把手，他就能接通旅馆底层的厨房。他拿起话筒，放在耳边，并按照说明书所说的那样操作。终于有人接了电话，席威尔医生要了瓶旅馆里最昂贵的香槟酒。“几只酒杯？”楼下的人问到。“三只。”医生对着话筒大声吼道，“快点，听见没有？”这是个灵光一现的决定，这个举动在这样的时刻是如此的恰如其分，简直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似的。
　　
　　香槟被一个看上去很疲惫的年轻人送了上来，他金黄的头发乱乱糟糟地立在头上，制服裤皱皱巴巴的，裤缝早没了，由于匆忙，上装的一个扣子都还没扣上。他看上去就象个在凌晨偷空休息（比如，正歪在把椅子上打盹）的伙计，突然听到一阵刺耳的电话玲声――老天爷！――不等他明白过来，就被一个领班的摇醒，让他给211房间送一瓶酩悦香槟（Moët）, “快点儿，听见没有？”
　　
　　
　　
　　一个一手拿着个冰着香槟的银质冰筒，一手托着放着三个精致水晶酒杯的托盘的年轻人，走进了房间。他把冰筒和杯子放在桌子上时，伸出脖子朝另一个房间看了看，那里传出一个人的急促的喘息声，这声音听上去非常恐怖。年轻人把下巴埋进衣领里，不想去听那越来越刺耳的呼吸声。他正对着着窗外漆黑的城市发愣時，一个看上去很威严，留着大胡子的人往他手里塞了一把硬币――捏在手上就知道，这是笔很丰厚的小费。突然，房间的门打开了，没走几步，年轻人已站在房间的外面，他张开手，有点吃惊地看着手上的硬币。
　　
　　就像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席威尔医生有条有理地开着香槟酒的软木塞，他尽量减小瓶塞发出的带欢庆色彩的爆破声。倒了三杯香槟酒后，出于习惯，他顺手用木塞把酒瓶塞上。他端着杯子来到床前，奥尔加松开了她一直握着的契可夫的手――这只手烧得她手指发烫，她后来说道。她在他头的后面垫了个枕头，然后把冰凉的盛着香槟的酒杯放在他的手里，并合拢他的手指。契可夫，奥尔加，还有席威尔医生，互相看了一眼。他们没有碰杯，没有什么可以干杯的，在这个时候能为什么干杯？为死亡？契可夫调集了他剩下的全部精力，说道，“真是好久没喝香槟了。”他把酒杯靠着嘴唇，喝干了杯中的香槟。过了一两分钟，奥尔加把空杯子从他手上拿了下来，放在床头柜上。契可夫侧了一下身，他合上了眼睛并叹了口气。一分钟后，他停止了呼吸。
　　
　　席威尔医生从床单上拿起契可夫的手，把手指搭在他的手腕上，又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只金表。他打开表盖，看着秒针慢慢地走着，非常缓慢地走着。他在检测契可夫的脉搏时，让秒针在表面上走了整整三圈。这时是凌晨三点，房间里还是很闷热，巴登威勒正遭受着多年来最恶劣的热流的袭击。两个房间的所有窗户都开着，但一丝风都没有。一只硕大的长着黑翅膀的飞娥从窗口飞进来，“砰”的一声撞在灯罩上。席威尔医生松开契可夫的手腕，说道：“结束了。”他合上表盖，把表放回背心的口袋里。
　　
　　奥尔加很快地擦干眼泪，并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她感谢医生的服务。他问她是否需要点镇静药――鸦片酊，或者几滴缬草油。她摇了摇头，但她确实有个请求，在通知官方和让报界知道之前，也就是在契可夫不再属于她之前，她想和他再单独待一会儿。“医生您能帮这个忙吗？能否把这里刚刚发生的事情晚一点告诉别人？”
　　
　　席威尔医生用手背捋了捋自己的大胡子，为什么不呢？现在就让人知道和再等几个小时又有什么差别？剩下的事也就是填张死亡证明书，这可以在早上去他的诊所去办理，他还可以先睡上几个小时。席威尔医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在他准备离开时，他咕噜了几句表示哀悼的话。奥尔加低着头。“很荣幸。”席威尔医生说道。他提上他的包，离开了房间。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历史。
　　
　　就在这时候，香槟酒的软木塞从酒瓶里蹦了出来，泡沫沿着酒瓶流到了桌子上。奥尔加回到契可夫的床前，她坐在一个脚凳上，握着契可夫的手，不时抚摸一下他的脸。“没有人的声音，没有日常的吵杂，”她写道，“只有美，宁静，和死之庄严。”
　　
　　她和契可夫一直待到天亮。花园里的画眉鸟开始啼鸣，接着从楼下传来了桌椅搬动的声音。没多久，说话的声音也传了上来。就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当然，她想，肯定是某个政府的办事员，或者是警察局的，来找她问些问题和填表格。也许，仅仅是也许，是席威尔医生带着个殡仪馆的人回来了，来帮着处理契可夫的遗体，好把它运回俄罗斯。
　　
　　但是，进来的却还是那个几小时前送香槟酒来的金发年轻人。然而现在的他，裤子烫得平平整整，两条裤缝笔直，制服上的每颗扣子都扣得好好的，简直就像是换了个人一样。他一点睡意也没有，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胖乎乎的脸也刮得干干净净，一副急于讨好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个插了三支长茎黄玫瑰的瓷花瓶，在把花献给奥尔加时，敏捷地并了并自己的脚后跟。她向后退了一步，把他让进房间。他说，他来是为了取回酒杯，冰筒和托盘。他还想告诉他们，由于天气太炎热，今天将改在花园里用早餐。他希望这个天气没给大家带来太多的不便，他就这个糟糕的天气向她道歉。
　　
　　女人看上去有点魂不守舍。她抱着自己的双臂，在他说话的时候，她低着头，目光游移不定，像在地毯上找什么东西。在等待客人指示的当口，手里还拿着花瓶的年轻人，趁机观察了一下房间。明亮的阳光透过敞开的窗户照进来，房间很整洁，东西几乎没被人动过。椅子上没有扔着的衣服，看不见鞋子，袜子和腰带之类的东西，也没有打开着的箱子，总之，一切都有条不紊。除了旅馆的家具外，看不见其他的东西。女人还在低头看着什么，他也低下头来看了看，就发现了躺在他脚边的软木塞。女人并没有看这个木塞――她在看着其它的地方。年轻人极想弯腰捡起地上的木塞，可他手上还拿着那个花瓶，而且，他害怕这样做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从而显得很鲁莽。他有点不情愿地抬起目光，不再去想那个木塞。除了小桌子上那瓶没塞塞子，只剩下了半瓶的香槟和两只水晶酒杯外，其它的一切都显得很有条理。他又把房间扫视了一遍，通过开着的一扇门，他看见了卧室床头柜上放着的第三只酒杯。而且，床上还躺着一个人，但他无法看见那人的脸。他的目光在那个一动不动地躺着的人的身上稍稍停留了一下，又转到了别处。突然，他感到一种无来由的紧张，他清了清嗓子，把重心移到另一条腿上。女人仍然低着头，不说话。年轻人感到自己的脸庞开始发热，他有点心血来潮地想到，也许应该建议另一个进早餐的地点。他咳了声，希望能引起女人的注意，但她并不抬起头来看他。“尊敬的外国客人如果愿意的话”，他说，”可以在房间里用早餐。”年轻人（他的名字没能流传下来，他极有可能丧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他很乐意送一盘早餐上来。“两盘”，他向卧室瞟了一眼后，加了一句。
　　
　　面对难以忍受的寂静，他用手指划着他衣领的内侧。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在听。他不知道他还该干什么；他还捧着这个花瓶。在他等候的整个过程中，这个女人就像是丢了魂一样。当他在那儿站着,说话,倒脚,和捧着个花瓶时，她就像在另一个地方，一个远离巴登威勒的地方。现在，她总算回过神来了，脸上的表情有了些变化。她抬起头来，看看他，又摇了摇头。好像是在想弄明白，这个年轻人，这个捧着插了三支黄玫瑰的花瓶的年轻人，到她房间里来干什么。花？她可没有说要花。
　　
　　终于,她打开手提包，掏出些硬币，又抽出几张纸币。年轻人用舌尖舔了舔嘴唇，眼看着又是一笔可观的小费。但这是为什么？她想让他干什么？他从来没有服务过这样的客人。他又一次清了清自己的嗓子。
　　
　　“不需要早饭”，这个女人说，“至少现在不要，早饭在今天早上不是件要紧的事。”她需要其它的东西，她要他去找一个殡仪师。他能听懂她的话吗？她的契可夫死了，你知道吗，你明白吗【一】?年轻人？安东•契可夫已经死了。
　　“你给我认真听着” 。她说。她让他下楼，去前台打听一下，哪儿可以找到本城最受尊重的殡仪师。他必须可靠，举止得体和有敬业精神。这么说吧，一个配得上伟大艺术家的殡仪师。这儿，她一边说，一边把钱塞给他。“告诉楼下的，是我特意让你来做这件事的，你在听吗？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
　　
　　年轻人努力地想弄明白她在说什么，他让自己不朝卧室那个方向看。他早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他感到他的心在他的制服下面狂跳不止，额头也在冒汗，他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看，他想把手上的花瓶放下来。
　　
　　“帮帮我” 。女人说，“我会记住你的。告诉楼下的人是我要这样的,就这样说。但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不管是对你还是对这件事注意。就说这是必须的，是我要求的，就这些！你在听我说吗？听懂了的话就点点头。最重要的是，不要引起惊慌，其它的事，其它所有的事，包括混乱，很快都会来临。最困难的已经过去了，我俩彼此都清楚了吗？”
　　
　　年轻人的脸色苍白。他僵硬地站在那儿，紧握着手中的花瓶，他机械地点着头。
　　
　　在得到旅馆的允许后，他要从容不迫地踏上寻找殡仪师的征途，切忌任何匆忙。他应该像去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那样去做，这就够了。他是去完成一项重要的差事，她说过。他可以想象自己走在繁华的街道上，手里捧着插着玫瑰的瓷花瓶，去送给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士，这么想会使他觉得不虚此行（她安静地说着，口气很知心，像是说给一个亲戚或朋友听）。他甚至可以告诉自己，他要去见的这个人正等着他呢，等着他送来的花，也许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尽管这样，年轻人不要因此而急躁，不能因此而乱了自己的步伐，记住你手上还捧着花瓶呢！他可以走得轻快点，但尽可能保持一种庄严的步伐。他将一步不停地走到殡仪师家门口，然后提起门上黄铜的门环，再把它放下来。一下，两下，三下，要不了多久，殡仪师本人就会出来。
　　
　　殡仪师将会是四十多岁，没错，也许五十多一点――秃头，很壮实，鼻子上架着个金丝眼镜。他会是个温和的人，一点架子也没有，是一个只关心该知道的事情的人。围裙，对，他可能围着条围裙，他会一边听年轻人说话，一边用一条深色的毛巾擦手。他的衣服上还带着一丝淡淡的酒精味，但这没什么，年轻人不该为此而担心，他已几乎是个成人了，不应该再厌恶或担心这些了。殡仪师会听他把话说完，他是个自制力和忍受力都很强的人。这个殡仪师是个能在这种情况下，减少而不是增加他人恐惧的人。他早已习惯了死亡的各种面貌，死亡于他已不是个秘密，没什么好惊奇的。他的服务，才是我们今天上午所需要的。
　　
　　殡仪师接过花瓶，在年轻人说话的过程中，仅有一次，他背叛了他那漠不关心的表情，也可以说他对年轻人的话流露出了点兴趣。当年轻人提到死者的姓名时，殡仪师微微抬了抬他的眉毛，你是说契可夫？等一下，我马上就和你走。
　　
　　“你听明白我说的了吗？”奥尔加问年轻人。“杯子放在那儿好了，别管它，别再想这些水晶酒杯了，让它们在那儿待着。一切都就绪了，我们都准备好了，你可以走了吗？”
　　
　　但是这时候的年轻人，脑子里只有那个躺在他脚拇趾旁的软木塞，他必须弯下腰才能把它捡起来。花瓶还在手里拿着，他决定这样去做，侧身屈膝，眼睛不往下看，伸手去够那个木塞，并最终把它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一】原文为法文――译者注。

我在郑州，上网不方便，如果留在郑州了，就都会方便起来的，这大概属于隐性消亡，好在认识我的人并不多，经常联系的就更少了，前两天生了个破病，硬是花了双鞋的价钱进去，算是好了，小时候，说发烧是因为长身体，我觉得，我也未必因此就脱胎换骨了，都是意愿之外的事。

如你所说，不管怎么样，我都得写东西。

我在自己的屋里，在身体快要康复，盯着电脑屏幕，想到了你，不仅仅因为那上面是你，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想说给你听，可是隐隐地我觉得，有一种结局已经是我们无法走到的了。

下一站去哪儿呢

另外，我也想到了你，不带任何欲念的想到了你打开的身体，我发现真的是有一种接近能带动情绪上无痕的牵挂。

晕头晕脑的时候，我只想像这样那样的场景，已知的和未知的，而清醒的时候，就浮在水面上。